《水經(jīng)》是國首我國第一部記述水系的專著，其中簡要記述了137條全國主要河流的部水水道情況。但由于原文對水道的系專來龍去脈及流經(jīng)地區(qū)的地理情況記載不夠詳細、具體，著水給后人研究歷史地理帶來一定的經(jīng)沔困難。如其中所載沔水流經(jīng)的水中居巢和牛渚等地就曾引發(fā)爭議。

　　水流之疑

　　《水經(jīng)·沔水》記載：“沔水與江合流，巢和又東，牛渚過彭蠡澤。國首又東北，部水出居巢縣南。系專又東，著水過牛渚縣南。經(jīng)沔又東，水中至石城縣，巢和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南江又東……”（后一個“其一”當在“南江”前）

　　這段記述中的地名，《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俱有具體位置介紹：其中第894頁引《漢書地理志》稱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南”；第458頁居巢縣“在今安徽巢縣東北五里”；“牛渚”無縣名，第169頁載有牛渚山“在安徽當涂縣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第270頁“石城縣”共有十五處，其中與沔水相關的石城縣“故城在安徽貴池縣西七十里”；第636頁說毗陵縣即“今江蘇武進縣治”。將這些地名串聯(lián)起來，其相互間所處方位為：彭蠡澤在居巢西南，居巢縣在牛渚西，牛渚在石城縣東北，石城縣在毗陵縣西南。

　　顯然，其中部分地理方位與《水經(jīng)》所記沔水的流向存在矛盾。因而，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于《水經(jīng)注·沔水》中質疑：“《經(jīng)》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徑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jīng)》之謬誤也。”可遺憾的是，酈道元雖提出疑問，卻并未對其作出分析或辨正。

　　《水經(jīng)》所稱“沔水與江合流”的“江”，指長江。長江出武穴后，于九江處匯入贛江水，使得水量陡增而形成了一個偌大的澤藪叫“彭蠡澤”，然后分散成網(wǎng)狀形式流出，無以成江。這可能就是《水經(jīng)》在記載江水時，至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處戛然而止，后以沔水記之的根本原因。

　　沔水“過彭蠡澤”后，“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這給人的直覺是，居巢、牛渚、石城三縣是自西向東連成一條直線的。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牛渚雖處巢縣之東，但石城并非在牛渚以東，而是遠在數(shù)百里以外的西南方向，特別是按照現(xiàn)在長江的流向是反向的。由此可見，酈道元的質疑不無道理。

　　居巢之異

　　居巢縣，古縣名，歷史上其名稱曾有過多次變動。據(jù)康熙《巢縣志》卷二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置九江郡以居巢縣隸之。”“隋置無為鎮(zhèn)，以襄安縣入巢縣隸廬州。”“唐武德中以居巢為巢州，統(tǒng)領無為鎮(zhèn)地。”由于《元和郡縣志》等典籍中俱以巢縣為“古巢伯之國，湯放桀于南巢即此地。漢為居巢縣，屬廬江郡，又為居巢侯國”，加上自晉以來的行政區(qū)劃中只有一個處于巢湖岸邊的居巢縣（巢縣），所以長期以來，在考證歷史地理時，對于居巢這一地名，人們多將其作今之巢湖市的地域來研究。其實，歷史上的居巢縣并非只此一處。《太平寰宇記》于“桐城縣”條載：“古巢城俗號為古重城，在縣南六十五里。”《安徽通志》亦稱：“古巢城在桐城縣南六十三里。《史記》：成湯放桀于南巢即此。”新修《桐城縣志·巢湖考》記述得甚為詳細：“古代江淮一帶的巢即居巢有好幾處，單是《左傳》里所提到的就不止一處……到秦漢時只有今桐城縣南一處被建為居巢縣。居巢縣至三國時因淪為魏、吳間的戰(zhàn)場而荒廢；晉平吳復立（《寰宇記》），后又廢（晉后不見記載）。今之巢縣本系東晉時所僑立的蘄縣，隋改名襄安，唐初改今名（《宋志》《隋志》《唐志》），蓋因縣西巢湖而得名，非秦漢居巢縣故地。”新編的《中國古今地理大詞典》也稱：“居巢縣，古縣名。巢，又作鄛。秦置，治今安徽省桐城市南。”

　　之所以出現(xiàn)兩個居巢縣，是由于古時自九江至巢湖均屬南巢國，根據(jù)漢代揚雄《荊州箴》“南巢茫茫，多楚與荊”（《藝文類聚》卷六）和隋代盧思道《祭巢湖文》“斜通海甸,旁帶江汜”（《初學記》卷七）的描述，可知其地域甚廣。考古學家杜金鵬教授的《關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學探索及其意義》一文，在綜合文獻記載的基礎上，“把南巢地望之范圍作如下估定：北起六安、合肥一帶，南抵江岸，東至巢湖（括有湖東部分地方），西界大別山麓，西南可能跨據(jù)鄂東之一隅”。在此范圍內，桐城地處南巢中部，于此設置居巢縣治的可能性最大，且有遺址為證。康熙《安慶府志·古跡》載：“巢城，縣南六十五里，其城三重，又名重城。南北川澤，左右陂湖。”因而，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將“居巢”明確標注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側。

　　據(jù)此可判斷，《水經(jīng)》之居巢當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岸。

　　牛渚之辨

　　按居巢縣在桐城縣南六十五里的位置，石城縣正處其以東方向。但這又與處于二者之間“牛渚”的水流方向不合，且兩地與牛渚的直線距離都在三百里以上，沔水不可能自桐城南的居巢東北流至牛渚后又西南返回至貴池的石城，再東北流向毗陵縣這樣來回地“折騰”。其中定有蹊蹺。

　　《元和志》載：牛渚為山名，史無縣名之載，所謂“牛渚縣”名純屬后人杜撰。那么，這“牛渚”是否另有別指？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曾作最后一次巡游，《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十一月行至云夢，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其中的“海渚”，《擴地志》云：“海渚在舒州同安縣東。”同安縣即桐城縣，其縣東現(xiàn)為樅陽縣地，其位置正好處在居巢與石城兩地之間。清經(jīng)學家、訓詁學家阮元經(jīng)考證認為，《水經(jīng)》所載的“牛渚”并非在采石磯，而在舒州境內。他在《揅經(jīng)室集》中明確指出：“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jīng)注》亦合，云行至云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秦皇于此亦東迆，入南江，故過丹陽……牛渚見《水經(jīng)》，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后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

　　1957年4月，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jié)舟節(jié)中有“逾江，就彭逆，就松易，入瀘江，就爰陵”的銘文。據(jù)譚其驤等學者考訂，其中的“彭逆”即彭蠡，“松易”為樅陽，“瀘江”（一說“澮江”）即廬江，“爰陵”就是宛陵（今宣城）。這也充分證明，自彭蠡至宛陵的這條水道，經(jīng)過的是樅陽的“海渚”，而非數(shù)百里以外采石之“牛渚”。

　　綜上，《水經(jīng)》記載沔水的這段水道信而有征，其流向清晰可辨：水出彭蠡澤后，先于菜子湖畔的居巢縣南分出一支，經(jīng)樅陽海渚流經(jīng)貴池西之石城縣，再分北江和南江分別經(jīng)毗陵縣和寧國縣入海。而經(jīng)今之巢縣至采石等地的水道則應屬《禹貢》之三江水的某支流。

　　清代考古辨?zhèn)螌W家崔述曾在《考信錄·尚友堂文集·朱子<彭蠡辨>疑》中告誡人們：“以后世地形與《禹貢》較，誠有可疑，然只當疑后世地有改易，而不當疑經(jīng)為衍文也。”因此，我們在研究歷史地理時亦當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