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戰火中淬魯藝木刻工作團合影（左起彥涵、文藝華山、刀鋒胡一川、戰火中淬羅工柳）。文藝 資料圖片

　　木刻版畫《當敵人搜山的刀鋒時候》 資料圖片

　　木刻版畫《練兵》 資料圖片

　　【抗戰中的文藝力量】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到延安去”成為許多想要參加抗戰、戰火中淬追求真理的文藝青年人的堅定選擇。胡一川，刀鋒這個日后成為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的戰火中淬青年人，先以廈門《星光日報》木刻記者的文藝名義到達上海，后搭難民車到了西安，刀鋒為通過崗哨，戰火中淬他剃光了頭，文藝穿一件藍布大褂，刀鋒化裝成商人來到延安。1938年夏天，從國立杭州藝專繪畫系預科畢業的彥涵，想起在長沙聽過的徐特立的報告，再也按捺不住澎湃心潮，決心放棄升學機會，從湘西到西安，又長途跋涉800里，徒步11天，最終到達延安。幾乎在同一時期，年僅19歲的古元在廣州讀到《救亡日報》關于延安抗日根據地的報道，深受鼓舞，奔赴陜北……

　　 幾十年以后，晚年的胡一川回憶：“腳上雖然打了泡，心里總是甜甜的。當我們到達革命圣地，看到寶塔山和延河，看到那么多朝氣蓬勃的革命戰士，心里感到萬分興奮！”其中，一大批文藝青年選擇以木刻版畫為武器，追求革命理想，開展藝術救國的實踐。刻刀與木板的碰撞，成為那個年代鏗鏘的戰鼓、文藝的先鋒。

　　 剛到延安的胡一川先在兒童劇團工作，因為心里一直想讓新興木刻成為宣傳抗戰的武器，就主動把自己刻印的《組織起來》《消滅漢奸托匪》等作品，一起貼在演出海報和宣傳標語上。每當貼出不久他都發現，海報和標語還在，版畫卻被撕走了——原來大家這么喜歡。1938年中，已是魯藝木刻教員的胡一川提出，應組織木刻輕騎隊到敵后開展抗日宣傳工作。這年冬天，魯藝木刻工作團成立，胡一川、羅公柳、彥涵、華山等一起唱著《到敵人后方去》等革命歌曲，帶著200多幅木刻版畫，渡黃河，翻呂梁山、大別山，到一二〇師、一一五師、決死二縱隊等處舉辦木刻展覽。他們活躍在敵后，常常是牽著一頭毛驢，馱上木刻印刷工具，頭上包著白毛巾，身穿老百姓的服裝，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木刻敵后武工隊”。

　　 抗戰初期的木刻版畫，深受西方版畫影響，常常是畫面概括、線條粗獷，黑白對比強烈，顯示出對德國表現主義版畫的模仿痕跡。這種“歐化”現象在當時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幫助中國版畫跳出了復制版畫的傳統范式，賦予新興版畫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版畫的技藝局限和脫離群眾審美習慣等弊端。

　　 讓木刻版畫真正蛻變并產生巨大影響的秘密，是戰火淬煉以及密切聯系人民群眾。

　　 1939年冬，日軍在太行山根據地散發印有日本判官圖的偽年畫“神判”，以“中日親善”為名進行文化滲透。朱德提出“筆桿必須趕得上槍桿”，要求文藝工作者反擊敵寇宣傳。木刻團緊急創作了一批新年畫，以傳統民俗形式宣傳抗戰。1940年，胡一川創作出《軍民合作》。這幅作品描繪了一位頭戴帽子的群眾用自家的驢為前線運載彈藥的場景。他放棄了早期德國表現主義的陰刻陰影，而采用陽刻線條、套色水印，采用群眾能“看得明白”、貼近大眾審美的平面化構圖，僅保留農民、毛驢、彈藥箱三個元素。驢背“木制手榴彈”點明軍民協作主題。以暖黃為底，彈藥箱涂成亮黃、加上紅紙條，在樸素中突出戰爭意象，成功喚起老百姓的情感共鳴。

　　 這些作品創作出來后，工作團就地取材，采用民間印染法，夜以繼日地趕印了10000多張套色木刻年畫。兩個小時就被群眾搶購一空。彭德懷看到年畫后，親自給木刻工作團寫信表揚。

　　 走進大眾，源于和大眾融為一體，并真正體驗艱苦的戰斗生活。在太行山4年的戰斗生活中，彥涵無數次經歷生死考驗，這也成為他的創作源泉。1943年，他從太行山回到延安魯藝，對幾年來前方的經驗進行深入總結，創作出具有英雄主義氣概的木刻版畫——《當敵人搜山的時候》。畫面中，八路軍戰士在群眾的合力托舉下，從壕溝中爬起，用機槍對敵人進行掃射。左側的民兵正欲攀爬壕溝，加入戰斗。畫面下方，一個匍匐的兒童高舉手榴彈，準備向上方的游擊隊員傳遞。整幅作品采用三角形構圖，通過小孩的手，和旁邊老農向上的目光，將觀者的視線引向正在射擊的戰士。在技法上，作品采用黑白對比的版畫造型方式，運用了以陽線為主的中國風格的表現手段。1945年4月9日，美國《生活》雜志發表了多幅彥涵的木刻作品，其中就包括這幅《當敵人搜山的時候》。這件作品當時起到了宣傳抗日的重大作用，日后也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場上的見證。

　　 1940年夏天，在魯藝經過一年多學習的青年學生古元，被派到碾莊村下鄉。日子久了他發現，鄉親們對于熟悉的、喜歡的作品會發出由衷贊嘆：“這條驢真帶勁！”“這不是劉起蘭家的大犍牛嗎？”但是，對于那些模仿外國風格的作品，也會說：“為啥臉孔一片黑一片白？”為此，古元不斷改變他的風格，明快的畫風受到老百姓的喜愛。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讓木刻創作者有了新的自覺，木刻的洋化形式得到根本轉變，邊區廣泛開展的革命運動，以及由此在邊區人民身上發生的生活戰斗、行為習慣等各方面的轉變都在木刻藝術中得到更充分展現。古元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減租會》《練兵》（又名《豐衣足食，習文習武》《八路軍習文練武》）等成為重要的代表作。

　　 1943年秋，古元隨魯藝慰問團赴南泥灣三五九旅駐地采風。此時南泥灣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成為邊區模范，部隊“一手持槍、一手務農”的生存模式，成為重點宣傳的典型。古元目睹士兵秋收、練兵、學習的場景，產生強烈創作欲望，于是完成了《練兵》這件作品。畫面描繪了軍營前的操場上，士兵有的在訓練投擲手榴彈，有的圍坐在一起學習討論，還有的在筆記本上做筆記。畫面左下角有炊事員在忙碌，木架上吊著剛宰殺好的豬，旁邊有雞鴨等家禽。遠處有一排排整齊的營房，兩位首長模樣的人在交談。畫面簡潔明朗、清新自然，正像古元自比的那樣，這是“從人民生活的泉水中釀造出精神的甜蜜”。延安《解放日報》于1943年11月17日刊載了這幅作品，南泥灣精神通過木刻藝術形式傳播開來。

　　 延安木刻版畫的誕生與演進，不僅是一場藝術的革新，從胡一川、彥涵、古元等藝術家的創作歷程中，更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在戰火硝煙中開辟出一條“藝術為人民服務”的道路。這些作品在抗戰中發揮了極大作用，踐行了“文藝工作者和工農兵結合”這一重要思想，刻寫了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的輝煌篇章。

　　（作者：朱廣華，系中國美術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