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安慶藏書樓，安慶位于今安慶市孝肅路252號

　　清光緒《皖省藏書樓詳細章程》木刻線裝本

　　安慶藏書樓位于老城區的孝肅孝肅路西段，一度是段藏的研安慶電視臺的所在地，現在是書樓安慶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支隊的辦公地點。此處每天車來車往、究新人來人往。安慶即便是孝肅安慶人，大概也已經淡忘了這個重要的段藏的研地方：一百二十年前的這里，是書樓中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的誕生地；一百二十年前的這里，23歲的究新陳獨秀振臂一呼，發出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安慶第一聲。

　　對于藏書樓的孝肅研究，曾在安慶圖書館工作多年的段藏的研蔣元卿先生可謂先行者。1987年，書樓蔣先生在《圖書館工作》上發表“辛亥革命前的究新安慶藏書樓”一文；1994年，蔣先生再著“安慶藏書樓始末”，發表在《圖書館研究》雜志上。前文我未能尋得，而“安慶藏書樓始末”一文特別是后記部分，我是認真讀過的。

　　后記是這樣寫的：抗日戰爭以前，對藏書樓的情況，未獲片紙只字。建國后，偶檢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編印的《匯報》。在合訂本中，發現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載的《皖省藏書樓同人廣告本省宦紳公啟》《廣藏書說》《皖藏書樓啟》等篇，抄藏書篋，劫后幸存。現在綴輯成篇，用于補闕。

　　蔣元卿在文中分析，藏書樓成立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士紳們利用“開通風氣”的招牌，干著“消弭隱患”的勾當，正如立案呈文

　　中所說的“丕變澆風，隱消無形之時”。光緒二十七年（1901），省垣士紳代表程建勛，以敬敷書院既廢，在姚家口北賃民房18間，倡議籌設藏書樓，以饗士欲。經媒體發布后，宦紳群起響應捐款贊助，越年掛牌，此乃安慶藏書樓的肇始。光緒二十九年（1903），陳獨秀、潘贊化從日本歸來，為反對沙皇俄國侵占東北，聯絡葛溫仲、張伯寅等人籌組皖江愛國會，于農歷四月二十一日在藏書樓召開演說會，參加的學生及社會人士有300多人，連上海的報紙都作了披露報導，可見影響之大。安慶知府桂英惱羞成怒，親往藏書樓宣諭禁止，通緝何熙年、陳獨秀等組織者，開除柏文蔚、鄭贊丞等與會學生，藏書樓被迫停辦。通過梳理，蔣元卿指出安徽最早的圖書館，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安慶藏書樓為嚆矢。

　　2002年，南通圖書館張展舒在《圖書館工作》上，發表“皖省藏書樓——我國第一座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藏書樓”一文，從開辦時間、開辦宗旨、藏書范圍、讀者對象四個方面逐一論證，認為1902年始建的浙江藏書樓、1903年告成的古越藏書樓，均晚于“（1901年）二月二十二日賃姚家口民房十八間暫行開辦庶幾粗立規模，漸圖開拓”的安慶藏書樓。張展舒先生從開辦的1901年入手，論述公共藏書樓在中國近代史中是維新派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肇啟新機”、開風氣之先的安慶藏書樓，就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第一座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藏書樓。

　　2006年，《國家圖書館學刊》發表“何熙年與皖省藏書樓”一文，作者是安徽師范大學圖書館的莊華峰、劉和文。文中將皖省藏書樓的建設和開放置于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對何熙年的圖書館管理思想作了探析，認為何熙年率先提出的“藏以致用”理念，打破了傳統藏書樓“因藏而藏”的桎梏，而何熙年構建的藏書規劃體系，實施的管理制度及公共服務模式，開啟了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新篇章，皖省藏書樓可視為我國近代第一個正式的公共圖書館。

　　2012年，安徽大學圖書館楊曉陽在《大學圖書館資料學刊》上發表“從《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看皖省藏書樓的進步性”一文。是文開篇即言，1901年中國最早的公共藏書樓——皖省藏書樓的建成開放，表現出鮮明的近代圖書館的“公有”特征，而《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是我國第一次系統地將公共圖書館制度化、規范化，體現了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特質。該文還指出皖省藏書樓是我國近代圖書館建立的標桿，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我國第一座公共藏書樓。不過，作者以進步性為題，模糊了皖省藏書樓首創地位；文中的“最早”和摘要中的“較早”，有些自相矛盾。

　　以上四篇文章的論據，均引用清光緒年間的《皖省藏書樓同人廣告本省宦紳公啟》《皖藏書樓啟》《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無一例外地認同何熙年在安慶

　　藏書樓的關鍵地位。蹊蹺的是，這位關鍵人物“神龍見首不見尾”，在地方文獻及學界研究中生卒不詳、極為鮮見。

　　2020年，安徽工程大學尚子翔、吳月紅兩位博士的“生命歷程視閾下的懷寧名士何熙年”一文發表，該文有這樣的介紹：何熙年，字輯生，號春臺，同治七年（1868）出生于懷寧的書宦世家。1885年，少年秀才何熙年鄉試未中，由考官黃彝年舉薦為《光緒會典》謄錄，后任分部行走、主事。弱冠之年的何熙年上書李鴻章并得以提攜，在北洋武備學堂任職七年，后入張之洞幕府。1900年前后，何熙年回到安慶，和陳獨秀一起在藏書樓集會、座談、演講，并共同訂閱、傳播進步期刊《勵學譯編》。論文中，兩處提及何熙年是藏書樓的發起人、創辦人，而其他諸文均未定論，只有蔣元卿另存“光緒二十七年（1901），省垣士紳的代表程建勛，以敬敷書院既廢，在姚家口北賃民房18間，倡議籌設藏書樓”一說。可能因為蔣元卿未注出處，其他諸文未予采信，包括尚子翔、吳月紅在內，均忽略了程建勛的存在。

　　程建勛是淮軍悍將程學啟的嗣子，程學啟陣亡后，程建勛承襲了乃父的爵位，官至道臺，人脈極廣。而程建勛和安慶藏書樓的關聯，僅見蔣元卿一文，確有孤證之嫌。我藏程建勛故物頗多，一方“磨盾歸來補讀書”的印章，初見程

　　建勛是個行走沙場的愛書人。而1903年6月3日的《大公報》，則為蔣元卿之說作了注腳：“愛國會陳、潘諸君因東三省事于前月二十一日會議于藏書樓，演說設立社會事，桂太守親赴藏書樓，宣諭禁止外旋出告示：‘照得本城拐角頭舊敬敷書院房屋改為六縣中學堂之用，因款項支拙尚未興辦。前經程紳建勛等創設藏書樓，經方前府籌撥公款千金，并將此項房屋暫借應用’”。看來，省垣士紳代表程建勛才是安慶藏書樓的始作俑者。不過，藏書樓創設過程中，程建勛正在粵西任上，而“程紳建勛等”之中的何熙年，無疑就是藏書樓發起、創設中的關鍵人物。

　　何熙年的關鍵作用，被首次發現的文獻所印證。這份文獻就是《皖省藏書樓詳細章程》。這冊線裝木刻本中，除了學界紛紛引用的《皖省藏書樓同人廣告本省宦紳公啟》《皖藏書樓啟》《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及報請立案呈文之外，又添加了《撫憲王中丞批》《皖省藏書樓募捐公啟》《皖省藏書樓詳細章程》，顛末是何熙年的跋語。

　　《撫憲王中丞批》昭示著官府的認可，于是撫藩臬三臺捐廉倡率、逾格倡撥公所，巡撫王之春親筆題寫“藏書樓”匾額；《皖省藏書樓募捐公啟》“廣呼將伯共啟新機，俾成

　　三代豪杰之才”，可見其情殷殷、其心拳拳；而“效西人眾力合成之事，概除官場壓制習氣”，明示藏書樓是“宦助紳成”，而非“紳辦官事”；由圖書、辦理、考課、典書、募捐、立學六項四十九條構成的《皖省藏書樓詳細章程》就是《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的實施細則，是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獻，也是何熙年圖書館管理思想的一次精彩綻放。倘如蔣元卿、張展舒諸先生見到，他們的論據一定會更加充足，論點一定會更加明了，論文一定會更有新意。

　　何熙年在立學篇中命名的“致用公學”，是安慶藏書樓與眾不同的亮點。安慶師范大學王平教授曾著“新發現的《皖江公學試辦章程》及

　　相關問題考略”一文，提出皖江公學與藏書樓與何熙年的關聯，那么安慶藏書樓名下的致用公學和皖江公學的關聯，亦值得再考。

　　紳捐一欄中，我見到了何熙年，見到了潘世琛、舒景蘅、葉崇岵、葛溫仲、張伯寅，讓我眼睛一亮的是懷寧別駕陳健生捐洋一百元。陳健生是陳獨秀的兄長，此時正隨陳昔凡在東北做候補同知。原來陳獨秀家族也是中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安慶藏書樓的襄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