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眺喀喇昆侖第一峰——喬戈里峰 巫新華攝/光明圖片

　　 世界各大文明，秦刻石幾乎都是昆侖看昆大河文明，其顯著特點是絕非山岳與大河崇拜。在中國，只座同樣如此。侖地歷史邏輯不同之處在于，望演中國形成了東方獨有的秦刻石昆侖崇拜與昆侖文化。昆侖文化可以說是昆侖看昆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之一。

　　“昆侖”詞義

　　 昆侖，絕非是只座一個復合文化概念，核心詞義為“天”，侖地歷史邏輯核心功能是望演“通天”。

　　 “昆侖”一詞最早見于《尚書·禹貢》，秦刻石此后頻繁出現在各類古籍文獻中，昆侖看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常見的絕非詞匯之一。《集韻》：“昆侖天形。”《太玄經》：“昆侖者，天象之大也。”《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郭璞注：“天形穹窿，其色蒼蒼，因名云。”故以其高言之，謂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謂之昆侖。天山與昆侖是同一文化內涵。

　　 《康熙字典》：“凡物之圜渾者曰昆侖。”昆侖的原義指天體，有渾沌、渾圓、旋轉、天穹等含義。昆侖詞義，學者認為是“圜”。《說文》：“圜，天體也。”《易·系辭傳》：“乾為天，為圜。”《呂氏春秋·序意篇》：“有大圜在上。”“昆侖”是指天道，這“天道”亦即《易·系辭上》所謂的“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周而復始成“昆侖”，即天道、天理。其來源就是太陽每日升落的循環(圜)，所謂“日夜一周，圜道也”。也就是說，天道之原型——太陽的運動，亦即“昆侖”。“昆侖”既主天道來復，“昆侖”即天道，是天地、乾坤、陰陽循環往復的交換點，體現著天道“圜”圓觀念。

　　 學者認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太陽視運動軌跡（以觀測點為中心，目視太陽在天球上運行所形成的軌跡。編者注），是三個同心圓。古人將這三個同心圓稱為“三圓”或“三天”，也叫“昆侖”。根據“所祭必象其類”的祭祀理念，先民設計祭天圜丘即為三層圓壇，且多于高地建設祭壇，故稱其為“昆侖丘”，即《爾雅》所謂“三成為昆侖丘”。

　　昆侖文化

　　 昆侖文化的起始時間很早，這與中華文化起源的農業特性，即“觀象授時”有關。從考古發現的諸多線索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昆侖文化的雛形。早在9000年前，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饒河縣烏蘇里江左岸的小南山遺址就出土了玉璧、玉環、玉玦等玉器，這些玉器形狀模仿天形，玉色如同天色，被視作通天之禮器。

　　 距今約8000年的湖南洪江高廟遺址下層發現的大型祭祀場，其中有“通天神廟”和祭祀坑，出土的白陶祭器上戳印有天梯圖樣、獠牙神面紋、八角星紋等與祭祀相關的圖案，這些都與昆侖文化中的祀天場景和宇宙觀高度契合。

　　 河南舞陽賈湖墓葬出土了一批骨器，類似漢代畫像上女媧伏羲手持的“規”和“矩”，被認為是觀象授時的工具。隨葬的龜甲上刻有像占卜結果的卦象符號，甲殼里裝有代表天色的黑白兩色石子，推測龜甲與骨“規矩”都是觀象授時的工具，表明當時可能已經存在“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甘肅秦安大地灣、陜西臨潼白家遺址出土的陶缽上的彩陶符號，浙江義烏橋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彩陶八卦類卦畫符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角木器上刻劃的八卦類數字卦象符號，都和賈湖的數卜文化緊密相關，顯示出當時廣泛存在的敬天信仰。

　　 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的蚌塑“龍虎墓”，是二十八宿天文體系已經成熟的有力證明。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的祭壇、八角星紋“洛書玉版”和玉璧，以及距今5100年左右牛河梁遺址的三層祭天“圜丘”（其形制直到明代北京天壇的圜丘保持不變）遺跡等，都清晰地展現出明確的祭天場景和“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距今8000年以后，大口獠牙的神龍形象，以及各種具象的龍形象，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商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實際上都是高廟龍形象的延續，也是敬天信仰傳承發展的生動見證。

　　先有昆侖，后有昆侖山

　　 上述一系列考古發現表明，中華先民通過天文觀象，有意識地對空間和時間進行規劃。其中，借助槷表完成對日影的測量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國上古神話中，夸父逐日所展現的古人追逐日影的行為，無疑是早期文明社會觀象測影活動的真實寫照。女媧補天則暗示先民逐步完善歷法的科學進步。事實上，這正是昆侖文化得以形成的天文學基礎。

　　 早期先民對天的崇敬，表達方式多樣。玉器通天、天梯通天、高地三圓祭壇通天、神人神獸紋樣通天、八卦通天、八角星紋通天、黑白天色通天等，方式各異。高山通天，因其地勢高，視覺上直觀接近天，并設立祭壇祭天。早期通天神山，未必有昆侖之名，但是因中華早期通天文化的“滿天星斗”分布，可謂無處不昆侖。距今5100年前后，紅山文化設壇于高地祭天，表明以山的形式通天，意味著昆侖山的雛形出現，同時也標志三圜丘形態的祭天之天壇出現。

　　 距今5000年前后，中華文明誕生，中國早期國家產生。滿天星斗式分布的各個文化聚落，凝聚為早期文化共同體，迎來萬邦共主黃帝。昆侖文化的“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等思想，與五方天下、中國居中的國家政權思想理念得以合一并強化。昆侖成為代表天下王權與神權唯一性的神山，與古代國家政治核心直接關聯；都城及其周邊大山（秦嶺、南山等）成為昆侖的直接象征。

　　昆侖山地望的歷史演變

　　 代表天命與天下的昆侖山的出現，表明中華各地均擁有同樣的宇宙觀。無論是北方的“騰格里”信仰，還是廣泛存在于各地的“天崇拜”，都指向一個共同的觀念——天，而昆侖山成為古代中國天地人溝通方面最神圣的山岳。

　　 隨著中華文明發展壯大和天下觀念的發展，東西方交流的開展，以及先民對河源的追溯，代表天下的昆侖山逐步西移，昆侖也就又有了“西極”的名號，成為西部所有大山的泛稱。自此，西域昆侖成為中國先民新的“天下之中”，蔥嶺以西還有大西域的宇宙觀得以確立。

　　 天下，原本就并非起源于某座叫昆侖的山，而屬于一個文化或文明敘事，其所屬的宇宙觀，意味著一個文明體對宇宙世界起源與秩序及其與人們生活之關系的理解與建構。因此，由國家最高統治者決定將某個遙遠而又重要的地方大山命名為昆侖時，它的意義和影響就應該從文明（國家）發展的高度來加以解讀。

　　 距今3000年前，周代穆天子西巡昆侖，與帝女西王母相會并載玉東歸。這一歷史記載反映了中原與西域文化的交流互動，表明很早以來西部就已成為東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也充分反映出昆侖文化的強大影響力。自此，昆侖已經完全是西部天下即西部疆域的標志，故而歷代昆侖地望皆有不同。

　　 尕日塘秦刻石，是秦始皇時期追溯河源、探索昆侖實踐的物證。距今2100多年前，漢武帝時期國家經營西域，西域南山（以于闐玉河為河源）最終被確定為昆侖，可謂是“天下昆侖”的國家詮釋，即昆侖山作為天下西部疆域的標志。此后，中國人向西探尋昆侖的腳步更為頻繁。漢書確定黃河有兩源，一為玉河水，一為蔥嶺水。東漢末年，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設西海郡；唐代大將李道宗、侯君集西行觀覽河源；元代忽必烈命都實三入吐蕃探尋河源；明太祖派鄧愈、沐英西略川藏，耀兵昆侖；清代康熙、乾隆兩朝皇帝派欽差大臣考察河源昆侖，編制輿圖，乾隆甚至親自命名回部某山脈為“昆都侖”（滿語，天），開采大玉雕刻“大禹治水”，并以之為標志明確西部山川為中國“大昆侖”區域。

　　 清朝中期，洪亮吉著《昆侖山釋》（《更生齋文甲集》卷1），認可《漢書·西域傳》昆侖為蔥嶺—西域南山—漢南山的說法，持“大昆侖”觀。他從昆侖山系角度看待歷史文獻中的昆侖，認為“昆侖山即天山也”“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綿亙漢敦煌、酒泉、金城等郡界”“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為昆侖”。洪亮吉認為，昆侖是一個橫亙中國版圖中西部的系列大山脈，而蔥嶺、于闐南山、大雪山、酒泉南山、阿耨達山、悶摩黎山均是昆侖系列山脈的不同組成部分。這一觀點深得先秦昆侖方位與漢武帝所定昆侖之要旨。

　　 清光緒年間，陶保廉于《辛卯侍行記》詳細考證關于昆侖所在的各種觀點，總結歸納前代文獻中所說昆侖共有七處，分別在海外、西寧（臨羌）、肅州（酒泉南）、新疆（蔥嶺）、青海西南（星宿海東）、衛藏之北（阿耨達山）、北印度。陶保廉否定海外說、西寧說、肅州說，分析考證歷代文獻并結合自己的考察結果，認為昆侖所在地“則今新疆之南（阿勒騰山、于闐山、蔥嶺山）、青海西南（枯爾坤諸山）、西藏之西（岡底斯、喜馬拉雅諸山）、印度之北（新疆蔥嶺及巴達克山之南，即英屬北印度克什米爾之北喀喇胡魯木山、興都庫什山），東抵星宿海，西至阿富汗（即愛烏汗），迤邐諸大山，皆昆侖也。”

　　 歷代政權對山宗河源的探求，是古代中國從無處不昆侖，到天下昆侖，以及昆侖地理西移歷史觀念發展的必然邏輯。表明秦漢以降，從秦嶺到蔥嶺包括天山與大青藏高原的“大昆侖”地理區域觀念得以完全確立。

　　 （作者：巫新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